新中国京剧60年
时间:2016-02-29 15:42:00      来源: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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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访国家京剧院院长吴江

当代中国记者/张永太

我喜欢和吴江聊天,因为他的健谈,更因为他的善谈。健谈限于京剧,你仅需开个头,接下来基本没你啥事儿了。吴江的善谈,则可以由京剧而至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,常常旁征博引,妙语连珠。

这次聊天的主题是:新中国京剧六十年。
  
当代中国:新中国成立60年来,京剧事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。经历了《海瑞罢官》的被批判、8亿人民同看8台样板戏,以及曾沦落为流行歌曲陪衬的几度尴尬之后,京剧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再度繁荣的迹象。把京剧60年的起起落落放在新中国60年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,你有什么样的评价?
    
吴江:任何一种文化艺术的产生都有特定的社会环境。形成于清末的京剧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,到上个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京剧达到了一个高度,出现了梅兰芳、程砚秋等一批对京剧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。那时,京剧的地位提高了,京剧演员的地位依然很低,在“人分九等”中,有“七娼、八尤、九丐”之说。1917年4月14日,北京官府派4名巡警将时年70岁高龄且体衰多病的谭鑫培押去唱堂会,戏码贴规定他的戏是表现杨六郎以死殉职的《洪羊洞》。谭鑫培预感大难临头,他拼老命全力以赴,唱做一丝不苟,精彩纷呈,至终场还是浑身抖擞,但一到后台就晕倒了。这次演出成了一代宗师的绝唱,26天后,谭鑫培辞世。京剧演员一直都很清高,想堂堂正正做人,但一辈子直不起腰来。电影《梅兰芳》中的第一句台词,是梅兰芳的伯父写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,“我不想你学戏,因为唱戏唱得再红也让人看不起”。
    
京剧的真正辉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。这60年中的头17年,京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原因很简单,原来的“八尤”成了人民艺术家,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京剧演员的尊重,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。对党和政府的感恩,激发出京剧艺术界的极大热情,京剧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,涌现出了一批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。他们深入农村、部队、工厂演出,冒着生命危险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。解放初期的中国和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,京剧界承担起了民间外交家的责任,频频出访亚、非、欧、南美各国,通过文化沟通让世界了解中国,直至建立外交关系。50年代,我们院还有5个演员在赴古巴、巴西演出的途中,因飞机失事牺牲了。
    
十年动乱期间,京剧界受到的压力是外界无法感受到的。从延安到文革,文化艺术一直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,是政治武器,是教化工具,特别是文革期间,完全抹煞了文艺作品中的人性。京剧在中国戏剧中影响最大,是中国的国粹,所以首当其冲地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。本来,一些样板戏的蓝本是文革之前搞出来的,后来,《芦荡火种》成了《沙家浜》, 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成了《红灯记》,《海港的早晨》成了《海港》,这些现代题材的优秀作品被纯粹政治化了,成为江青等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。但是不可否认,样板戏开戏曲表演程式改革的先河,对用传统京剧表演程式表现现代生活中的人物,以及对京剧音乐、舞美等方面的改革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的。十年动乱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破坏,但是,样板戏对于京剧改革的贡献,或许是文革中的唯一亮点。
    
中国的哲学讲物极必反,胜极则衰,这是一种规律。京剧独霸中国审美市场的时间太久了,尤其是文革时期,看样板戏,学唱样板戏,被认为是政治立场问题。文革一结束,特别是改革开放后,外来文化涌进国门,人们看到,原来除了样板戏还有这么多精彩的东西。样板戏中的人物不是孤男就是寡女,没有情感,不讲人性,那些流行歌曲温情脉脉,让人柔肠寸断,很快赢得了压抑已久的国人、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同,京剧被冷淡了,被边缘化了。然而,文化的多元化总是盛世的标志,京剧的被冷落是暂时的,博大精深的京剧绝不会是中国文化舞台上的配角。当浮躁的心态渐趋平静,人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逐步提高以后,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京剧的美,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去欣赏京剧,这是京剧在世纪交替之际开始复兴的根本原因。

当代中国:改革开放的30年,是中国社会转型期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,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,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,这些对京剧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冲击?为京剧的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?
    
吴江:30年中最根本的变化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。包括京剧在内的所有文化团体都被转入了市场,应该说我们的文化改革开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。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,都有国家剧院、国家剧团,他们对优秀的传统艺术是保护的,如代表国家水平的交响乐、歌剧等艺术机构,这些机构是高雅艺术和现代文明的载体,它们承担着传承优秀民族文化、教化民众、提高民族文明素养的社会责任,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,所以国家要给予财政支持。我们把所有艺术都作为商品,加上文革造成的对京剧的审美疲劳导致的观众断层,京剧一度市场冷落、人才凋零就不难理解了,所以,有些很具潜质的青年演员改唱流行歌曲,一些京剧艺术团体惨淡经营,难以为继。
    
但是,京剧是吃百家饭长大的,汉剧的,秦腔的,昆曲的,吕剧的,它有极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,能够把很多别的剧种中美的艺术元素融汇到京剧中。自古集大成者都有很强的生命力,而所谓的文化繁荣从来都是百花齐放,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文化为京剧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,京剧必然在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相互借鉴中迎来新的繁荣。

当代中国:任何文化都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,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现象之一,京剧也一直面临着这样的课题。您认为京剧的创新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?目前面临着哪些困难?
    
吴江:京剧的创新首先需要高水平的创作,但是写戏曲剧本很难。中央戏剧学院、戏曲学院编剧专业成材率极低。戏曲编剧首先要懂戏,就算读了博士,未必能写出好剧本来,或者写出的剧本根本不能演,原因就是他不懂戏。国家京剧院每年收到大量发表的剧本,几乎都不能用。一出戏在舞台上的表演时间一般不能超过两个小时,这还包括了中场休息时间,所以一个剧本不能超过一万字。舞台上除了唱、念,还有做、打、音乐,写京剧剧本要学会“留白”,这一万字要精雕细刻,千锤百炼,做到增一字嫌多、减一字嫌少,还要讲究格式、韵律、平仄。
   
作为一个戏曲编剧,需要的积累是多方面的。我们上学的时候,读了很多书,莎士比亚的,泰戈尔的,巴尔扎克的,唐诗宋词,文革时也读了不少书,《资本论》、《反杜林论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等,都是那时候读的。我们学的东西很扎实,很多经典作品现在还能背诵。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,开始做编剧,写了很多作品,都在一万字以内,孙毓敏等人获“梅花奖”的剧本就是我写的。这也得益于我从小学戏,我懂戏。所以做戏曲编剧,要多读书,多积淀,多练笔。

当代中国:我们把欧洲的歌剧请到中国来,强调要用意大利语演唱,以保持欧洲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,中国京剧的国际化是否也应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?很赞赏你的“不要削足适履”的观点,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,帮助其他国家的观众看懂京剧,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哪些努力?
    
吴江:千万不要低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。英国人从上个世纪2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戏剧,加拿大有博士专门研究京剧中的乐器小锣,我读的第一本中国戏剧史是日本人写的,咱们的“红学热”、“金学热”也是从国外传过来的。一两百年前,法国人就把《赵氏孤儿》剧本翻译成法文,我们陪李岚清副总理出访法国的时候,就是把我们的《赵氏孤儿》和法国人翻译的《赵氏孤儿》合订在一起作为国礼送给法国政要的。
    
任何一种艺术要走向世界,关键要满足受众的需求。观众群是多样化的,我们到一些不发达国家演出,那里的观众喜欢看我们的武戏、猴儿戏,但到了法国、英国、俄罗斯就不同了,人家要看你的大戏,看你的戏剧美学,那里的观众具备欣赏京剧的水平。反而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宣传得太少了,有很多人可以把国外的艺术作品翻译成很漂亮的中文,但能把京剧剧本翻译成好的外文的人却少得可怜,高水准的外文字幕对于外国观众看懂京剧非常重要。
    
我写的《图兰朵》虽然取材于普契尼的同名歌剧,但故事情节、服装、人物姓名、唱词和对白都更中国化了。西方观众当然更容易理解这种中西结合的文化,但他们接受、喜欢京剧《图兰朵》,更多的是出于中国文化对同样的故事的不同诠释。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能妄自菲薄,我接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艺术总监时,他问我:你们的京剧这么漂亮,是不是跟欧洲的芭蕾舞学的?我告诉他:京剧出现时,还没有芭蕾舞呢。

当代中国:半个多世纪以来,国家京剧院为繁荣京剧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在你任院长的5年中,国家京剧院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。你怎样评价自己这5年的功过?你对国家京剧院未来的发展有哪些设想?
    
吴江:在评价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时,很多人注重有形的东西,比如盖了哪些房子等等,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些无形的。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昨天做的,所以,我担任院长期间的功过是非,还是留给后人去评价吧。至于国家京剧院未来的发展,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,后来人一定比我做得更好。如果说我退下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有些作用的话,只能是答疑解惑了。我倒是很想退休后去徒步旅行,到处走走、看看,当然不是走马观花的那种,这些年也遇到很多困惑,我希望能寻求到答案。

当代中国: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对京剧和京剧事业如此痴迷?
    
吴江:我的启蒙老师叫朱连顺。每次下课后,他都要陪着我走一段路,给我说戏,他也顺路买一块烧饼,留着放学后吃。那时我父亲吸烟,每个月只能凭烟票买几盒烟,不够吸的,我总给他捡烟头。一天下课后,老师边陪我走路边给我说戏,我发现路边有一个烟头,就过去拣了起来。老师打了我,他怕我吸烟学坏。过了几天他知道我捡烟头是给我父亲的,也没说什么,放学后,他从手绢里拿出烧饼,掰了一半给我吃。
   
我们在艺校学戏背台词,都是老师事先把台词用复写纸复写出来,每个学生一张,每天如此。
    
在艺校时,常陪着一些名角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,我们的节目演完后就趴在前面看别人的节目。每次都是周总理吩咐工作人员说,孩子们累了,带他们吃饭去吧。每人一碗馄饨,两个小包子,一点小菜,临走时每人发一小袋糖果。这一天是我们的节日,不管回去多晚,同宿舍的同学们都不会睡觉,等着我们的糖果,每人一颗,很甜。
    
童年时的这一切,一件件刻在了心里,一生也不会忘记。从那时起,我就下决心学好戏,做好人。对此,我至今不悔。

吴江:1949年4月出生于北京,先后就学于北京戏剧专科学校、北京大学中文系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;历任北京戏曲学校常务副校长、北京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、局长助理、副局长,2004年起任国家京剧院院长。国家一级编剧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。
  
吴江长期致力于京剧新戏的创作,主要作品有《管仲拜相》、《八珍汤》、《仇女传》、《忠烈千秋》、《泸水彝山》、《图兰朵公主》、《文成公主》等,主持策划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点舞台剧目,为发掘、培养京剧新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
  
任中国国家京剧院院长后,他积极组织挖掘、整理传统剧目,领导创作新剧目,培养京剧创作和表演人才,推动京剧文化理论研究和京剧文化普及,引进科学理念培育和发展京剧市场,为中国京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领导、组织和创作的京剧剧目屡获国家级奖项,其中,《瘦马御史》获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,《泸水彝山》获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、第十二届文华剧目奖,《图兰朵公主》获第十一届文华大奖,《文成公主》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,被评选为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剧目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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